我不愿意生孩子，可这能怪我吗｜生育观察

作者：杨薇

来源：微信公众号：白岛岩心（ID：whiteisland_2017）

引言

焦虑值满格

上联：“一个家庭，二个夫妻，生三个孩子，养四个老人。”
下联：“八点上班，晚九下班，费十分力气，还百万房贷。”

近日，“三孩政策”在激烈的讨论声中终于被正式纳入我国人口计生法，生育问题重回大众视野。

毫无疑问，该政策冲击最大的人群，是处于育龄的年轻一代，也正是被浓浓的“生育焦虑”所笼罩、自嘲为“生不起，养不起”的一代。

但事实就是这样——近二十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稳定在较低水平，出生人口不断缩减：今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，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低于国际警戒标准，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。

三胎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，目前似乎很难给出结论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很大一部分年轻人给出了剧烈的情感反弹，就像文章开头展示的那样，从互联网上大量的自嘲和谩骂，到对实际政策的担忧与争吵……生育焦虑的情绪充斥在关于生产、育儿的种种讨论中。

细致分析这样的激烈争执背后，我们不难发现整个社会的本质——我们改变着别人，同时也在被别人所改变。

01 我不愿意生孩子，可这又能怪我吗？

生育意愿（Fertility Intention）是特定社会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生育的看法和态度，也是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的直接体现，包括对意愿生育子女的数目、性别以及意愿生育时间等多个维度的考虑。

不难发现虽然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激烈的、关于拒绝生孩子的声音；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，却仍然在走向育儿这个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人生站点。

人对于事物的态度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，收入、教育水平、所处社会圈层……这些个人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，我们每个人做出的决定正在影响着别人，同时也在被别人影响——这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模式，同时也是我们作为“社会人”所能感受到的最为奇妙的人际关系影响。

从社会心理学“计划行为理论”的角度而言，影响我们对事情决策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三组：主观态度、社会支持以及行为控制。应用到生育决策上，便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个人意愿与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着我们。

1.1 主观态度--生孩子，是放弃还是获得

生孩子会让我失去什么，又会得到什么

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，尤其是当代独立意识明显的女性来说，为生孩子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比以往任何一代都要长远而深刻，因此，这个选择因此更值得深思熟虑。

失去工作中更进一步的机会、失去姣好的面容、失去属于个人提升的时间……
得到牵挂一个生命的机会、得到一个生命最坚定的信任、得到帮助一个生命实现梦想的成就感……
孰轻孰重？

很多人看上去是在激烈地反对或支持，但真的面对这些难以割舍的两难抉择，他们也会犹豫不决。

如果一个女人只顾家庭不去工作，她就是大众眼中的“不求上进、只能靠男人的‘菟丝花’”，很多时候有些人甚至会觉得，她不配获得社会乃至其家人的尊重。

如果一个女人沉迷工作而不顾家庭，她就会被冠以“母老虎、太过强势”的名号，然后指责她对家庭没有责任心。

如果一个女人能够很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——那在工作场合当中她就会被不停地询问和取经：请问您是怎么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呢？——没有人会想要了解，她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，才和“那些男人们”，走到一起。

到底是女人又想兼顾家庭、又想建立事业，要得太多所以不幸，还是社会又希望女人照顾家庭与孩子，又盼望看到那些“像男人”的女人？

不可否认，自己的日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我们原该把所有无关紧要的人的评论都抛之脑后，但社会舆论的大方向如果不能扭转、在工作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苛责如果不能消失，沉重的精神枷锁只会让女性这个群体不断往“不想生”上加码。

1.2 社会支持--生儿养儿，真的那么容易？

“我们不是生为男人或女人，而是长为男人或女人。“这句话背后映射整个人类社会运转的逻辑——每个人都不是孤岛，而是被嵌入到社会环境中。社会通过向人们提供有价值的资源来影响人的思想，从而塑造人们遵循特定行为方式的机会。

研究表明，社会网络的支持和压力都对生育意愿有很大的影响：无论生孩子的成本是高还是低，即使在那些崇尚“自由”和“个人自主权”国家和社会中，他人的认可、支持都在很大程度影响了生育意愿。在生孩子这件事上，如果感知到他人的心理支持，以及必要的物质支持，年轻人会更愿意做出生育的选择。

女性的生育意愿很容易受到她们周围人做母亲时经历的影响，而现在网络大时代下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，这些影响因素已不再局限于身边人，而更多的时网络上传播的信息。

社交媒体上随处可得的关于孕产过程、产后抑郁焦虑等信息的分享，以及“教育内卷“、“阶层固化”、“上升渠道”等等与婚姻和育儿话题的广泛讨论，都在潜移默化中给年轻一代造成影响。

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都在焦虑着如何生、如何养、如何承担这份责任。

1.3 行为控制--当葡萄成熟时，我却不觉得准备好了

理论上来说，生育意愿是一种潜在的思想和倾向。而决定这种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，是我们感知到对某件事情的掌控力：当评估完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之后，觉得生孩子的 “时机”成熟了，自己有能力克服生育带来的问题时（即感知到的控制力高），意愿才会产生。

从这个角度而言，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通过三胎政策之后，政府马上跟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育儿——年轻人感知到的、可以利用的资源多了，自然就更加愿意把“生育”这件事评估为自己“可以驾驭的”。

然而事实好像并不那样简单——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，看似能享受到一些福利，例如产假延长，享受到普惠托育服务体系，但育儿问题不只是在学龄前的那几年，不只是在幼儿园、托儿所当中产生。落实在每个家庭中，是很多年轻人都感到对一个生命负责变得越来越困难；想要培养一个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——而这远远不是几个托儿所可以解决的。